日前，湖南衡阳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借助领导干部职权或职务影响“提篮子”谋私利的典型案例，其中包含衡阳原农业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委员颜桥生在筹资项目中“提篮子”问题。作为过去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却为老板提供“保姆式”服务，这起案件有什么地方值得关注?分析这一典型案例，可以帮助大家深入理解“提篮子”的性质及风险。
“量身打造”项目条约，“提篮子”谋取私利
颜桥生在担任衡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在衡阳县城建投某道路项目中，为帮助其弟颜良生及合作老板万志刚降低角逐对手，通过更改项目报名条约，在筹资报名时提升保证金门槛，允许两人在县城范围内随便选地，强行需要县城建投让出土地等方法，为颜良生、万志刚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衡阳县经开区道路项目中，同样的方法被复制，甚至变本加厉，颜桥生通过提升报名、保证金门槛，提升限时缴纳出让金比率，借用1000万公款做竞拍保证金等方法，为颜良生、吕玉伍谋取不正当利益。
颜桥生的做法，是借助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利的典型。
2024年9月，湖南印发了《关于禁止借助领导干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利的规定》。规定第二条明确，“提篮子”是指借助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在公共资源买卖、房产开发、行政审批(许可)、国有资产营运管理、金融、财政项目资金分配等范围，充当中介，以居中斡旋、提供帮助、与别人(个人或者单位)合作等方法，为别人获得利益、谋求私利的行为。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监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宗泽剖析指出：“颜桥生为确保弟弟颜良生及其合作老板万志刚和吕玉伍获得两个项目的开发权，借助职务便利‘量身打造’项目条约，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让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自己也获得3300余万元的巨额回报。这种‘提篮子’行为滋生腐败、腐蚀干部，破坏市场秩序，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近年来，伴随党和国家反腐力度不断加强，腐败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譬如，有些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买卖的形式收受请托人好处，有些行为人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投资理财等方法，变相收受请托人财物。
颜桥生一案中，他在未实质出资的状况下，借助职务便利为颜良生、万志刚开发衡阳县城建投道路项目，为颜良生、吕玉伍开发衡阳县经开区道路项目提供帮助，分别收受20%和10%的股份收益，共计3300余万元。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员工借助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纳贿论处。”谭宗泽说，“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纳贿刑事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建议》，其中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明确规定股份未实质出售，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得利益的，实质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纳贿数额。因此，颜桥生构成纳贿犯罪，纳贿金额为干股分红收益。”
追究单位行贿罪，坚持纳贿行贿一块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纳贿行贿一块查”。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坚决清除甘于被‘围猎’的腐败分子，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收买腐蚀领导干部”。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查处纳贿的同时，对行贿坚决予以打击，已成为一种正常状态。
2024年9月十日，湖南衡阳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对颜桥生涉嫌纳贿罪，万志刚、颜良生、吕玉伍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依法提起公诉。其中特别提到，被告人万志刚、颜良生、吕玉伍分别作为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为单位谋取利益，向被告人颜桥生行贿，依法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样什么是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的地方?为何要坚持纳贿行贿一块查?
《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单位行贿罪是指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员工以回扣、手续费，情节紧急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职员和其他直接责任职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极其相似，两罪在犯罪主观方面都是出于直接故意，且都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目的;在犯罪客观方面都表现为给予国家员工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员工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等。二者所不一样的是犯罪主体，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行贿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另外，假如行贿的决定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以单位的名义借助单位的资金、财物进行，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也归属单位的，就能认定为单位行贿。
“在刑法理论上，行贿犯罪和纳贿犯罪被觉得是一对典型的‘对合’犯罪，可以说行贿犯罪就是诱发纳贿犯罪发生的‘导火索’。”谭宗泽表示，“坚持纳贿行贿一块查,向‘围猎’与甘于被‘围猎’者亮剑，是各级纪委监委认真落实十九大、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的要紧体现，也是科学有效地惩治腐败，巩固进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势必需要。”
向组织提供不真实状况，非但不可以构成坦白，反而是对抗组织调查
据办案职员介绍，颜桥生在得知衡阳纪委监委在调查两个项目的状况时，主动来到市纪委监委说明状况。“这两个项目我存在工作失误，向组织反省!”颜桥生住的是价值300多万元的别墅，自己、老婆与女儿人手一辆高端汽车。对此，颜桥生早有筹备：“我弟弟每一个月都会打5万块钱，作为我在家赡养爸爸妈妈的成本，我在个人事情报告中也报备过。”
然而，办案职员通过对颜桥生、其弟颜良生与两个项目老板万志刚、吕玉伍之间的经济往来比对，发现颜桥生购房款有75万元源于衡阳县城建投道路项目股东吕玉伍，买车款有40万元来自衡阳县经开区道路项目股东万志刚。在铁的证据面前，颜桥生如实交代了案件状况。
专家表示，党纪国法之所以明确规定对坦白予以从宽处罚，一方面是鼓励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认罪悔过，用行动表明改过自新的意愿，争取宽大处置;其次就是期望促进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问题，从而尽快调查了解案件，节省办案资源。
向组织坦白，需要真诚悔罪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如实反映状况，主动交代问题。颜桥生心存侥幸，面对调查时，不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而是通过编造事实欺骗组织，掩盖犯罪事实。如此的行为非但不可以构成坦白，反而是对抗组织调查，还会被加重处罚。